帝王戏：不可忽视历史观问题

今年6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好文章《落日的辉煌》。回眸那段268年的“辉煌”，对每一位当代中国人，也许都不免深带凝重的苦和涩，但文章写得很出色，读来不仅使人警醒，而且对以那段历史为题材的文艺作品来说，简直是一面镜子。谓予不信，请转过头去看看近10多年来，疯也似地制造出的帝王题材戏，难道没有一种不可名状的缺失感吗？令人非常遗憾的是，在林林总总的帝王戏中，几乎没有一部如同《学习时报》编辑部文章般能给人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教育！

据报载，今年以来，帝王戏和宫廷武打戏已开始遭到国人的批评和政府有关部门的限制。可惜，轰击的目标定位在了那些作品的所谓“粗糙制作”、“品位不高”、“泛滥成灾”上。认真学一学江泽民同志为《院士科普书系》作的序和在中国科学院第十次院士大会与中国工程院第五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再读一读这篇《落日的辉煌》，人们便不难发现，前一阵的帝王戏，尤其是有关康、雍、乾戏的问题，恰恰出在文艺作品应宣扬什么样的历史观上。

众所周知，清王朝作为在我国悠久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君主王朝，的确赢得过历史学家所谓“康乾盛世”的美名。现在看来，对这个近乎人所共识的结论进行认真的反思，已经到了非作不可的时候了。正如李大钊同志指出的，诚宜“拿着新的历史眼光”，去“得着新的见解，找出真确的事实”。这个“新的历史眼光”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根据这个道理，在近代300多年来世界科技与经济突飞猛进的背景上，所谓“康乾盛世”的“辉煌”不过是残阳的余辉而已。在某种意义上说，随着人们对近代中西差距认识的深刻，这个“辉煌”正在变为夜郎自大的笑柄，马克思称之为一出“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的“奇异悲歌”。如果以有的历史学家将1610年伽俐略用自制的望远镜发现了木星有4颗卫星作为近代科学的起点，那么，我国在近代的落后时段恰好大致与清王朝（1644—1911）统治相重合。周恩来总理的话是对的：“这应由清朝的皇帝和少数贵族负责”。进一步说，对近代中国落后负有全责的，恰恰包括康、雍、乾在内。